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颁布并实施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健全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该法制订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该法的一些内容确实存在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需要适时予以修订。我们高兴地看到，有关部门已经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十一易其稿，形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充分说明相关立法部门对这一法律规范的重视。现结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修订稿》提出进一步的修改建议。

一、关于有奖促销活动问题

1、关于有奖促销活动的立法规定亟需统一

我国目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是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各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规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解释性规章所构成的。但由于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较为笼统，在许多问题上只作了原则性规范，缺乏可操作性。执法部门在实践中往往要依赖各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国家工商总局的行政规章。

但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分别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并不统一，甚至出入很大。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区域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市场活动和竞争的大型企业也不断增加。“法律打架”的现象已经给跨区域经营的经营者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以规范有奖促销活动的法规为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十三条只作了三项较为原则的规定，并未对如何标示有奖销售的内容作出任何规定，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1993年12月24日制订的《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项中进一步将“谎称有奖销售或者对所设奖的种类，中奖概率，最高奖金额，总金额，奖品种类、数量、质量、提供方法等作虚假不实的表示”界定为违法的有奖销售活动。尽管如此，从法条的文义来看，也并未要求进行有奖销售的产品标识上必须标示上述内容，而只是规定对这些内容不得作“虚假不实的表示”。

但到了地方性法规层面，对经营者举行有奖销售活动的义务规定则是五花八门。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方性法规要求经营者在举办有奖销售活动时必须标示的内容分别有奖项的“种类”、“型号”、“中奖概率”、“获奖金额”、“最高奖金额”、“总金额”、“获奖方法”、“开奖日期”、“开奖地点”、“兑奖时间”、“兑奖方式”，以及奖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品牌”、“型号”、“价值”、“奖品的提供方法”等等内容。

上述的立法不统一，产生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营者举办有奖销售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不同地区的执法机构执法标准不一致的现象，容易诱发一些地方的执法机构的不正之风。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经营者难以同时满足不同地方性法规的不同要求，而遭到某些地区执法部门的查处，而处罚金额又十分随意，甚至往往是紧贴罚款标准的上限，经营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与不同的执法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广大经营者迫切希望能够尽快统一关于有奖促销活动的法律规定。

2、现行许多法规规定操作性不强

以上林林总总的规定，许多在实践当中并不必要，也不可操作。例如，在抽奖式有奖销售活动中，如果同时标示“中奖概率”和“奖品数量”，对经营者而言意味着不可控的风险――一旦在活动期间无法将全部产品销售出去，则预定的奖品也就无法全数按预定比例发放出去。这也就意味着经营者不是在“中奖比例”上“欺骗”了消费者，就是在“奖品数量”上“欺骗”了消费者，造成经营者两难境地。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并未区分经营者在产品生产、奖品投放与产品销售、奖品兑现两个不同阶段的行为与责任，对经营者而言，前一阶段是可控的，而后一阶段因为受种种市场因素影响，则是不可控的。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只要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在产品生产阶段已按照承诺的方案投放了奖品，并将产品付诸销售，即使因为产品销路不畅等原因导致实际发生的“中奖概率”或“奖品数量”与预定的不一致，也不应当认定经营者从事了违法有奖销售。

再比如，“奖品的质量”，这在实践中也很难描述，一些地方的执法机构将其理解为“作为奖品的商品等级”，如“一等品”、“合格品”，但这基本上是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定概念，而消费者也不会理解为经营者会向其提供不合格产品作为奖品（《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对此予以禁止），这一规定也毫无必要。至于奖品的“价值”，则更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实际市场活动中也是难以标示的。

不仅如此，在各地的实际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往往要求经营者将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标注的所有内容全部在产品标识上予以标注，而对经营者以其他方式予以标示的，执法部门则往往不予认可。但实际上许多产品的标识往往面积有限，根本无法将以上事项一一罗列，只能通过广告、海报、宣传单等辅助方式予以标示。

3、关于有奖促销活动问题的具体条文修订建议

A、《修订稿》第十条，应明确经营者举办有奖销售确实需要明示的项目，防止地方性法规对经营者标示内容的随意解释和扩大解释。同时也应当明确经营者可以以何种方式对有关内容进行标示和告知。

B、《修订稿》第十条第（三）项规定，修改抽奖式有奖销售的最高奖不得超过人民币5000元的规定。规定有奖销售活动奖品的最高金额限制，对于制约经营者有序开展有奖销售是有积极意义的，而5000元的限额，在立法当时也是基本适当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价社会商品不断涌现，如住房、机动车等高价、高档商品在社会销售总额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如继续坚持一刀切的5000元限额，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不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反而制约了经营者促销的积极性，也阻碍了消费者享受更多让利优惠的机会。建议将最高奖的限额规定为不得超过参与有奖销售活动的商品单价或商品总价的一定比例。

C、相比于抽奖式的有奖销售活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附赠式的有奖销售活动基本未作规定。然而在实际市场活动中，一些经营者往往打着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旗号，并且宣称“送完即止”，而实际上仅仅是象征性地赠送数量极少的奖品，以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误导、诱骗消费者。因此，有必要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进行规范。

D、关于执法部门对有奖促销活动的监督、检查方式与内容，《反不正当竞争法》及《修订稿》并未作出规定。实践中执法部门也往往只是机械地检查经营者有无对有关内容进行标示，至于经营者是否依照承诺举行有奖促销活动，则往往不加检查、也难以检查。因此，建议应当对有关监督、检查的方式与内容、以及经营者的相应义务作出规定，例如，规定经营者应当在一定时间内保留较大金额奖品的发放记录，并记载中奖者的联系方式，便于执法部门的检查。而执法部门检查的重点也应当从是否标示有关内容，转向是否诚信、实际开展促销活动。

二、关于商业贿赂和商业行贿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大型的连锁商业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供应商向其支付所谓的“进场费”、“条码费”、“陈列费”、“堆头费”、“店庆费”等等名目繁多的费用，众多供应商为了能够将产品通过这些大型企业进行销售，不得不缴纳上述费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企业可以不经供应商同意，直接在货款中将有关费用予以扣除，许多供货企业也只能委曲求全。这在当前的商业活动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已经成为惯例和“潜规则”。

但在立法层面，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尚缺少对这一现象的界定与规范。这样的收费是否合法合理，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往往将供应商向商业企业支付上述费用的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对供应商进行处罚。应当说，这种现象极不合理，导致供货企业面临两难境界，要么无法进入大量连锁商业企业，要么会构成“商业贿赂”。我们认为，即使认定前述行为属于“商业贿赂”，其被处罚的主体也应当是强制索贿的商业企业一方，而不是并不情愿支付费用的供应商，否则无法根治这一现象。

因此，建议除了目前《修订稿》中禁止规定之外，应对商业企业的收费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对其强迫供应商支付不合理费用的行为应予以明确禁止，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范围之中，如明确禁止商业企业以任何形式向供货企业索取费用，而不能出现商业企业索取费用而又不受法律制裁的现象。

三、应当加强对执法部门执法监督的规定

应当承认，自《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以来，各地执法部门在打击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竞争活动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由于市场活动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规定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活动的实际情况。加上各地立法统一、且普遍缺乏对执法机构的监督条款，导致少数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并没有起到正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反而成为刁难经营者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就曾经曝光过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对工作人员制定“罚款指标”，要求限期完成一定的罚款任务，并且与执法人员的收入相挂钩。这直接导致一些执法人员僵化执法、甚至乱执法，而且其处罚的重点往往是那些规模大、“油水足”的大型跨区域经营企业，而对于真正扰乱市场秩序的不规范小企业，则往往因为“没有油水”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不加制止、甚至不屑一顾。

因此，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的同时，有关部门也要采取切实必要措施，确保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充足到位，杜绝执法人员罚款金额与其收入挂钩的不合理做法。

此外，目前消费者反映十分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普遍充斥的电视购物节目。很多粗劣的电视购物广告，不仅夸大宣传、甚至是明目张胆的虚假宣传，连普通的消费者都能一眼识破，却很少见到有执法部门对这些行为予以查处和规范。

因此，建议在此次修订中不仅要保留对包庇违法经营者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追究责任的规定，也要增加下列对执法部门的约束性规定，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和诚信经营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A、对执法部门乱执法、不执法行为的处罚性规定；

B、对执法人员应当加强相关行业与产品的专业知识学习的规定，切实提高执法水平；

C、规定一定金额以上的罚款处罚，应当事先报经上一级执法部门批准或备案，加强执法部门内部的制约与监督。

建立专职队伍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日常化的建议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去冬今春，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肆虐我国华北、黄淮、西北东部、青藏高原及四川、云南西部等大片地区，造成全国近43%的小麦产区受旱，370万人、185万头牲畜饮水吃紧。中国气象局表示，此次旱情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广、受旱程度之重，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

事实上，我国华北、西北等大片地区遭受旱灾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不过这次特别严重罢了。这些地区之所以会频繁不断地遭遇旱灾，是因为常年缺水少雨所致。水资源南北方分布不均是我国的一个国情。据统计，我国北方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南方人均的五分之一，仅为世界人均的二十分之一，属于极端缺水地区，甚至低于公认的人类生存“基本保障线”。水资源的这种不均匀分布，除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外，还造成我国北方大片土地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严重时甚至人畜用水紧张，饮水困难，生活品质十分低下。

解决旱灾问题，人工增雨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次北方地区旱灾就有许多地方实施了人工增雨，如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等，据报道通过人工增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着眼在减灾救灾而临时实施的人工增雨，充其量只能起到缓解旱情的作用，而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几无作用。为了使我国缺水少雨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人类生活品质诸方面都能有所改善，为此建议：

1、在我国缺水少雨地区，建立专职队伍，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日常化。专职队伍可由气象部门实行业务指导，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并颁发上岗证书，由各地方政府统一进行管理。对当地的气象条件，要有专门人员进行观测，象我国甘肃、内蒙、新疆等地经常会有带雨云层移动过来，只要条件允许，就实施增雨作业，将人工增雨作业常态化、日常化。事实上，在我国宁波市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日常化，据该市实施几年来的情况看，人工增雨不但缓解了宁波水资源的短缺，还对该市的生态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另外，我国在长江、黄河源头长期实施的人工增雨作业也证明，人工增雨常态化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水库储量和河流水量，保护河流源头和水库上游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2、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日常化的地区，要同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降水储存好、用好。据悉，人工增雨通常能够增加降水20％－40％，而缺水少雨地区的地质状况往往无法保存降水，因此建议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的地区，要同时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造、改造一批水库、河道，使增加的降水能够很好地保存、利用起来。同时还要加强植树造林，植被养护等相关工作。

相信通过实施人工增雨常态化、日常化，再加上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水，草木就能生长、繁茂起来，植被面积就能逐渐扩大，当这一地区的绿化覆盖率大幅提高之后，就会形成小气候，可使气温变化和缓，温度较高，降水增多，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变，人类的生活品质也能得到相应提高。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在全球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新闻媒体面向大众和国际传播资讯，肩负着引导舆论的重要职责。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新闻宣传更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必须重视新闻媒体队伍建设，并加强对外宣传，加强对国际媒体资源的利用和投资。

一、我国对外宣传现状分析

中国人民凭着勤劳和智慧，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的发展不损害他国利益，相反愿意跟所有友好国家共同繁荣，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贯的优良传统。然而在国际交流和国际事务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对外宣传，没有强而有力话语权，使得西方世界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国情。因此在反华势力的歪曲和误导下，中国的形象被扭曲，总是受到不负责任的指责。

二、关于加强媒体对外宣传力度，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几点建议

1、加强我国形象的宣传。驻外记者除了报道国外的各类资讯外，更要肩负起宣传中国形象的职责。要不断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世界了解悠久的中国历史，了解充满魅力的中国文化，了解真实的中国人民。

2、夺回话语权，坚决反击反华言论。目前我国国力蒸蒸日上，在国际事务中，不仅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力争上游，也要在新闻宣传上挺直腰板，夺回话语权。目前的国际世界仍有小部分敌对势力在外宣扬诽谤中国的言论，对此，新闻媒体工作者必须有礼有节而又强有力的进行坚决的回击。

3、加大对外宣传投资，争取更多舆论阵地，提高对外传播内力。国家要加大在对外宣传上的力度，一方面让媒体走出国门，改进传播艺术，增强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外宣传的资金投入，拓展舆论宣传阵地，整合国外舆论资源，增进与西方媒体的交流，广泛联合西方友好人士一起宣传中国真实、正面形象，创造“中西共鸣”的有力舆论局面。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

建筑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年，随着建筑业迅猛发展，行业背后的种种问题日益显现。如何保证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成了行业与政府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虽然，《建筑法》中对承包单位的责任义务、资质管理等方面均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因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建筑行业违规、违法现象十分严重。主要问题如下：

一、随意分包和非法转包现象泛滥，施工队伍素质低下问题十分严重。《建筑法》规定，不允许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并明文禁止转包行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随意分包和非法转包现象严重泛滥，大量施工企业都不具备相应资质，有的甚至在投标时借用他人资质，中标后则换用无任何资质的人担任项目经理。这些所谓的项目经理素质低下，到岗率低，不负责任，更有甚者以向监理单位、工程甲方人员行贿等手段达到其偷工减料的目的，是建筑行业大量存在的腐败问题的源头。所属施工人员则多是既未经过培训，也缺乏必要文化素质的农民工，国家对建筑施工企业所谓的资质管理已是名存实亡。这一现象直接造成了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混乱，同时给工程质量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建筑单位欠薪现象严重，“工资保证金”制度形同虚设。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建筑行业的欠薪现象尤为严重。有的建筑单位法律、道德意识低下，不与施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不为施工人员参加社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有的甚至自己把进度款挥霍光，不发农民工工资，更有甚者唆使农民工聚众闹事、堵路封门等手段，达到其向建设单位施压，讨要不合理的超合同工程款的目的。倘若对此听之任之，再不加强管理，甚至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其实，国家为解决欠薪问题，曾出台“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但这一制度，目前只有部分省市在执行，而且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制度规定应由建筑单位缴纳保证金，但实际执行中，多因主管部门无法落实而让建设单位代交，以致造成主体错位，保证金制度形同虚设。

上述这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建筑市场秩序，制约了建筑行业健康发展，由此而引发的质量事故和安全隐患更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令人痛心的杭州地铁坍塌事故就是由于施工单位缺乏相应资质，大量施工人员未经培训就上岗造成的。规范、整顿建筑市场工作迫在眉睫。为此建议：

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资质审核，杜绝随意分包、非法转包行为。

建议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资质审核，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和个人绝不允许参加招投标工作，落实项目经理“实名制”管理，严厉打击资质挂靠等违法行为，彻底杜绝随意分包、非法转包现象。

二、实施信息发布制度，加大对信誉不良企业的处罚力度。

建议各地政府与主管部门联合实施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施工单位和项目经理合同履约能力、诚信程度、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情况及违规违法纪录等方面信息，接受全社会监督，以市场化运作推动优胜劣汰。同时建立、完善建筑行业“信誉黑名单”，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进入“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要严处重罚，进一步加大力度，禁止其在一段时间内承接项目工程，屡教不改的更要吊销其上岗资格，并依法严惩，使其不敢再犯。

三、严格执行“工资保证金”制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建议各地主管部门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规定项目开工前建筑企业必须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缴纳用工保证金，建筑企业一旦出现拖欠行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从保证金中划拨。对于拒不交纳保证金的建筑企业，主管部门应暂停其参加项目招投标的资格；对发生拖欠行为的建筑企业，要责令其向农民工加付被拖欠工资一定比例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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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六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关于出口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公告》（2007年第85号），要求从2007年9月1日起，“所有经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出口食品，销售包装上必须加施检验检疫标志。……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对出口食品进行查验时如发现外包装上未加施检验检疫标志，或者加施标志号码与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号码有出入，则一律不准出口”。

一、目前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现状

当时，该公告立即引起了广大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高度重视。企业表示非常认同该公告强化我国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的目的，坚决支持质检总局在打击非法出口食品、维护我国食品声誉的努力。同时，企业也就这一措施的不足之处向质检总局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指出“由于出口食品销售包装数量众多，如果在每个独立销售包装上加施CIQ标志，操作难度极高，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出口目的地国普通消费者缺乏对我国检验检疫标志的认知”。收到企业的意见后，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多次召开座谈会，认真调查各地企业的实际情况，最终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十日印发的《出口食品运输包装加施检验检疫标志操作规范》中只规定了“出口食品运输包装检验检疫标志的制作、使用和监督管理”，即实际上免除了在出口食品的销售包装上加施CIQ标志的要求。

虽然商检局最终只要求企业在运输包装上(即外纸箱包装)加施CIQ标志，但企业必须向分管的商检局购买CIQ标志，且每个外纸箱包装上的CIQ标志的号码均不同。据统计，包括人工、管理等费用在内，加施一枚CIQ标志的费用在0.5元左右。CIQ标志查验均在口岸检疫机构的指定堆场，为确保每个CIQ号均在此批货物中，有时整个柜子翻箱，由此又产生了开箱费，吊机费，查验费等；对于冷柜产品，在炎热夏天，这种查验反而影响了对产品质量的保证。多数食品企业在一年多的实施过程中的总体投入在几十万至数百万元之间。

二、废除加施检验检疫标志的建议

1、由于所有的出口食品实际上均经过我国检验检疫部门的检验，而且进口目的地国（地区）都有相应的法规和措施管理进口食品，且国外客户普遍反映对是否加贴CIQ标志，进口国海关并不以此来衡量产品是否符合进口国要求。因此，以加施CIQ标志的方式对出口食品进行“政府担保”是否妥当值得研究。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发生各种“食品安全事件”时，会将政府置于非常不利的对话地位。

2、目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食品出口企业面对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经营压力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减轻负担。因此，建议国家质检总局停止在出口食品运输包装上加施CIQ标志的措施。

在中国执业活动监管的建议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会计执业人员进入中国从事会计或相关服务活动。这些境外会计机构和外籍人员在中国从事会计服务行业，对提升中国会计服务行业整体业务水平、实现与国际会计行业的接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目前对境外、合作会计事务所及其外籍执业人员的监管制度尚不健全，某些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趁机逃避监管、擅自在中国国内开展会计或其他咨询服务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增加了会计服务的行业风险，更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会计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对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和外籍执业人员从业活动的监管，应当引起我们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目前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和外籍执业人员执业活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虽然针对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执业人员进入中国境内从事执业活动，或者其与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设立会计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执业活动，我国已经颁布了一些管理办法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监管。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在中国的执业活动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某些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会计或相关服务，甚至侵犯我国司法主权

根据我国相关管理规定，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在中国境内从事执业活动，必须经过财政部或其指定的审批机构准批同意方可进行，而且境外会计服务机构在中国也仅限于经过审批的某些涉外业务。但目前某些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人员，在没有在中国从事执业活动资格的情况下，却利用其在境内成立的中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或代表机构，擅自从事一些涉外甚至境内的会计或相关咨询服务。例如，在娃哈哈与达能合资纠纷过程中，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毕马威的一名中国合伙人被英属维尔京群岛高等法院指定为接管人，该名合伙人并无在中国执业的资格（其仅有香港的执业资格），其在明知该接管任命不能在中国得到承认并执行的情况下，却利用其在中国广州的合作会计事务所，向中国境内行政机关、金融机构、会计事务所、企业、个人发送境外司法文件，要求冻结、接管境内企业的股权，还要求境内机构或个人向其提供相关信息资料。该行为不仅已经完全超出了境外会计事务所或外籍人员允许的执业范围，更是严重地侵犯了我国神圣的司法主权，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

2、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游离于行业监管之外

虽然根据入世承诺，境外会计服务或外籍人员享受的是同等国民待遇，但事实上，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现有法规或监管制度却给境外所或其合作所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例如，境外会计机构或其与中国境内会计机构举办合作的会计机构，其外籍从业人员或合伙人无需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也无需参加必要的年检活动，这就为外籍从业人员或合伙人在中国从事未经审批的业务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有些外国合作会计事务所甚至还通过设置内部合伙人等方式来规避国内监管机构对其注册合伙人的监管，据了解，毕马威等会计事务所中就有不少外籍人员以内部合伙人或所谓的高级顾问的名义长期在中国境内合作所从事执业活动。另外，由于目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境外或合作会计事务所的授权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执法或处罚权力，对这些境外或合作会计事务所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3、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占据了境内大量的涉外会计服务，严重威胁我国国内会计服务机构的生存和发展

境外会计服务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后，许多原来由国内会计服务机构提供的审计或其他咨询服务特别是跨国业务大多被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其合作所承接。由于国内会计服务机构发展较迟，短期内在整体业务能力上确实难以与其抗争，境外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执业人员的快速进入不仅加剧了国内会计的市场竞争，更威胁到了国内会计服务机构的生存。

二、加强对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和外籍执业人员执业活动监督管理的建议

1、建议加强对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或外籍会计执业人员从业活动的行政许可和前置审批。进一步完善对境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执业活动的管理规范，对境外或合作会计服务机构及其外籍执业人员，提高其准入门槛。即使对无需国内执业会计师资格的执业活动，也应要求境外或合作会计机构或执业人员进行事先备案，以便于对其进行监管。

2、加强对境外会计事务所或外籍会计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中国执业资格的境外会计执业人员，应纳入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之中。对境外会计事务所或外籍会计服务人员的业务活动实行年度检验制度，有效掌握其在中国境内提供会计服务的情况，及时发现其违法、违规行为。

3、对违规机构或人员加大处罚力度，以引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考虑到目前对境外或合作会计事务及其执业人员均由行业协会授权监管，应进一步授予行业协会对这些事务所或执业人员违规行为的调查、惩处权力，特别是对严重违规行为，应授予责令停止执业或吊销其许可证件的处罚权限。

4、鼓励国内会计服务机构参与国际会计服务业竞争，不仅要在国内给予国内会计服务机构与境外会计服务机构同等待遇，还要在国外争取其对我国会计服务机构与其本国会计服务机构的同等待遇，使我国会计服务机构能够与它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

当前，我国乳品市场售价下滑、需求萎缩、形势严峻。众所周知，在这一场乳品“寒流”中，国外进口奶粉扮演着“始作俑者”的角色。正是由于进口奶粉的低价倾销，致使奶粉厂亏本经营，他们不得不限制收奶量，降低收奶价，从而导致各地“倒奶宰牛”现象频频出现。

前些年，国内奶源紧张时，进口奶粉奇货可居，价格一涨再涨，刺激了我国乳品企业的发展。经过几年努力，现在国内乳品企业发展起来了，奶业发展起来了，他们就有意压价，进行低价倾销，目的是通过压低价格，企图搞垮我国乳品行业，然后再趁机大幅提价牟取暴利。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扶持措施，我国乳品企业将面临危机，奶农“宰牛”现象将有可能继续扩大，中国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奶业资源很可能会毁于一旦。而奶农的奶牛也是政府担保贷款买的，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伤牛”骗保的现象，国家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会遭到严重影响。为此，建议政府加大对牛奶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奶业渡过危机，保证奶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对乳品企业采取财政补贴政策。目前农业部出台了生鲜乳收购站机械设备购置补贴政策，对奶站的规范管理和质量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政府直接对乳品企业进行补贴，规定每收购一公斤奶，政府予以一定额度的补贴。在给予乳品企业补贴的情况下，要求其收购鲜奶的价格必须与政府商定的合理价格收购。乳品企业不亏损了，自然就可以收更多的鲜奶，奶农也会因此有合理的收入，当然就不会再“倒奶杀牛”了。

2、减轻乳品企业的税负。因为奶粉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乳品企业为了保证合理的利润，不得不通过降低鲜奶收购价来保证生产经营。因此建议政府降低乳品企业的税负，为企业提供免息或者低息贷款，通过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提高鲜奶收购价。

3、设置技术壁垒，限量进口奶粉。畜牧业的养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养殖业受损，奶业的生产就失去了源头。一旦进口奶粉提价了，我们就不得不高价购买国外奶粉。因此建议政府要重视国内乳企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想办法采用技术壁垒等手段，限制进口奶粉的数量。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近年来，我国商超零售行业发展迅速，不仅促进了市场流通、扩大了社会消费，更对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繁荣我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零售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随着一些商超企业（包括一些外资商超企业）逐步取得对优势甚至垄断地位之后，滥用其渠道优势地位，“店大欺客”，向供应商收取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各种费用，其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经营成本转嫁给供应商，损害供应商权益，最终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虽然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六部委为解决商超和供应商之间的公平交易问题，曾于2006年10月发布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但从目前该办法的执行情况来看，我国零售商超行业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规范。

一、目前零售商超收费问题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不合理的收费现象依然严重

虽然《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第十至十三条明确了有关于促销服务费的收取规定，但过于原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很难界定。

首先，《办法》将促销服务费确定为“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但这一界定过于宽泛，实际上就为零售商超向供应商收取各类费用提供了有利的借口。

其次，虽然《办法》规定了一些不得收取的费用项目，有的零售商将收费项目改头换面，自行其是，收费项目也是五花八门，令供应商无所适从，如《办法》中明确禁止零售商未提供服务而收取“店庆费”等费用，为了应付执法，有的零售商就将其改称为“促销费”，有的改称为“特殊促销费”等，名目不一而足，可以说，零售商向供应商强行收取费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

第三，虽然《办法》规定了零售商与供应商应合理分担费用，但对如何确保促销活动费用由双方合理分担，《办法》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2、商超发展过度，资本金不足，加大商品流通领域的行业风险

零售商超企业过度扩张，虽然发展迅速，但其扩张过程却积累了大量的经营和财务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但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零售商超企业资本金投入过低，而通过长期拖欠供应商贷款、收取高额所谓促销服务费等方式，从供应商处获得资金来源，有的还向银行大量举债经营。这不仅导致对供应商、银行等债权人的保障程度严重不足，还加大流通领域的行业风险。

3、商超收费违法行为执法主体不明，处罚过轻，导致商超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办法》虽然对违反该办法的行为有相应的处罚条款，但由于该《办法》系数个部门联合颁布，而作为零售商超主要管理部门的商务部门却缺乏必要的执法权限，导致《办法》有名无实，难以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由于《办法》仍然是一个部门规章，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不高，特别是对零售商违规违法行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罚则，即便可以按该《办法》第23条进行处罚，但最高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根本无法起到对零售商的威慑作用。

4、目前对商超违规收费的执法目标主要针对供应商，导致使供应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从目前的执法现状来看，确实也有一些地方工商部门针对商超收费等进行了一些执法检查，但其适用的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以“商业贿赂”的名义查处的对象往往是被动支付费用的供应商。但这种现象导致在零售商占据销售渠道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供应商一方面被迫向零售商支付其强行索取的各种费用，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执法部门的查处，那些不得不交的费用反而被判定为“商业贿赂”，导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二、关于规范零售商超收费的建议

为此，就规范零售商超收费行为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进一步修订《办法》，明确禁止零售商的价外收费行为，要求其通过合理的商业经营活动获得收入和利润，这样可以彻底避免在实践中零售商改变名目、“打擦边球”、钻法律空子的现象。

2、规范零售商超企业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对大量零售商超企业应根据其经营规模、营业场所面积等情况确定其最低资本金，确保其运营的自有资金，减少行业经营风险。

3、加大执法力度，规范零售商经营行为。建议将《办法》进一步提升，将其从由数个部门联合颁布的行政规章上升至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确定统一的执法主体。同时加大对零售商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执法力度，加大零售商的违法成本，促使其自我规范，而对被动支付费用的供应商则采取适当引导、自我规范的办法，依法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关于进口设备增值税直接减免的建议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作为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即进口设备增值税实行先征收后抵免，取消原先直接免税的政策，此项配套措施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目前企业采购国外进口设备需要在进口环节提前缴纳大量的增值税，而企业对于进口设备的使用往往需要一个安装、调试、达产的过程，而且销售初期的销售量并不大，这使得进口设备所缴纳的增值税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内才能在销项税金中进行抵扣。因此，占用了大量生产发展所急需的流动资金，影响了企业发展甚至日常的生产经营。

因此建议对于进口设备增值税的征收由目前实行的先征收后抵免的政策更改为进口环节直接免税。这样，不仅简化了操作，而且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宗庆后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诞生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还创造了可观的社会财富，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

一、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时刻处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市场当中，因此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难免出现坏账。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会使得银行坏账增多而受到责任追究，也会增加外界对银行向中小企业收受贿赂的猜疑。相比之下，银行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放贷一旦产生坏账，银行的责任几乎不会受到追究，因此金融机构为避免承担风险而把大量的贷款发放给了政府和国有企业。这种融资领域的“歧视性对待”看似规避了风险，实际上不仅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困难，也给经济正常运行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隐患。

二、关于帮助中小企业扩大融资渠道的建议

1、政府完善担保制度，为具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2、政府允许银行增加呆、坏账准备金，抵御银行为中小企业放贷的风险。